印度种姓制度分析——种姓制不是整齐划一、没有变化的制度

生于1916年的印度社会人类学家谢利尼瓦斯（M. N. Srinivas）毕其一生研究种姓制度。在晚年，他集结了这个领域的十几位学者，出版了一本研究1947年后印度种姓制变迁的论文集《种姓制度的二十世纪化身》（Caste: Its Twentieth Century Avatar）。他指出，我们想要理解今天印度的不平等，就要先搞明白几个问题：种姓制度到底是什么？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变迁对种姓制产生了什么影响？种姓制和现代生活的关系又是什么？

印度种姓制度分析——种姓制不是整齐划一、没有变化的制度

种姓制度到底是什么？

很多中国人都能就印度如何划出四大种姓侃侃而谈，再把仍然保留这种落后习俗的印度社会批判一番。最重要的批判论据是，按照出身划分等级，岂不是人一辈子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这种批判看似鞭辟入里，实际却经不起推敲。所谓四大种姓划分，其实是英国人把梵语文献当成社会事实而酿成的乌龙。种姓制完全不是一个整齐划一、没有变化的制度。

谢利尼瓦斯和其他印度学者早就指出，种姓制度是建立在村社生活中的。有人认为，种姓制关乎人种和肤色，但这完全没有根据。既然无法通过生理特征判断种姓，那么，种姓的身份就必须要依赖于熟人网络才能够互相辨识。在大多数的印度农村，不同种姓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彼此熟识，这才有了划分等级的基础。正因为这样，不同种姓的地位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旁遮普，婆罗门就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反，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差，文盲率很高，往往依靠乞食为生。

在印度村落中，种姓制表现为一整套职业分工。种姓的地位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出身，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数、土地产权和生产关系。谢利尼瓦斯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是指出在殖民时代的印度，种姓制并非从婆罗门到首陀罗到贱民的金字塔结构，而是要比拼人数和产业，成为村落中的“宰制种姓”（Dominant Caste）。所谓宰制种姓，即是在村落中，某一种姓的人数最多，拥有最多的土地，从而得到了主导村落生活的地位。这种种姓关系，有些像帝制晚期的中国华南，村落中的大姓拥有田产和主导权，其他小姓常常是佃农、雇工、仆役和丫鬟。宰制种姓是否在英国殖民之前就存在尚有争议，但无论如何，在殖民时代晚期的次大陆，宰制种姓变得越来越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宰制种姓往往都不属于婆罗门或者刹帝利，而是在我们看来地位很“低”的首陀罗农民。比如在谢利尼瓦斯研究的拉姆布拉（Ramapura）村，主导村落生活的Okkaliga农民种姓，就属于首陀罗。

印度学者们发现，种姓制度仍然能够为人们提供社会上升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绝不少见。一个低种姓的群体，在获得了经济和社会地位之后，可以通过学习婆罗门的生活方式，让自己由“不洁”变为“洁净”，从而实现整个种姓的地位上升。这个过程叫做“梵化”（Sanskritization）。举例来说，莫迪所属的卖油人种姓，在有些地区拥有土地、财富，得以“梵化”上升。于是在这些地方，他们会被视为吠舍，而不再是原先的首陀罗，甚至在有些地方，他们努力证明自己是刹帝利。也因此，在全印范围内，你很难说卖油人属于四大种姓中的哪一个，因为他们的身份是随着所处地区而流动的。

另一方面，种姓的等级系统也不会叫人逆来顺受。十一到十七世纪时，受到苏菲派伊斯兰教的影响，印度教内部爆发出反对种姓，反对婆罗门垄断信仰的、声势浩大的虔诚运动（Bhakti Movement）。这一运动的主体，往往是务农为主的中下层种姓。虔诚运动大大地改变了很多人群的地位。比如在这一时期，南印度抗衡莫卧儿帝国的印度教马拉塔国家联盟，就是由出身低种姓但人数众多的马拉塔人所主导的。

学者们也提醒我们，种姓制不光是一种等级制度，也同时包括了一套隔离制度。在四大种姓阶序内部，允许从低到高的“梵化”上升，然而种姓之外的贱民，则无法参与到追求更高地位的社会流动中来。这使得下层种姓和贱民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正随着印度现代的发展主导着种姓政治的走向。对于我们来说，区分可以流动的“低种姓”和陷在最底层的贱民，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