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馆摄影师约翰•詹布鲁恩镜头下的民国北京

来自腾讯，原标题：照相馆摄影师镜头下的民国北京

1929年8月，54岁的约翰·詹布鲁恩（John Zumbrun）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上海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客轮“太洋丸”号，在他随身携带的铁皮箱子里，装着他在北京的所有影像记录，包括开设照相馆期间拍摄的所有底片，还有相机和照片、幻灯片、明信片，以及出版的画册。在他北京生活的19年里，大部分日子是平淡无奇的。北京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清苦却平静。

相馆摄影师约翰·詹布鲁恩镜头下的民国北京

热气球下的360°北京，20世纪20年代，宽幅转机底片（扫描），9×25cm。詹布鲁恩，美国人，于清末民初来到中国。从1910年到1929年，詹布鲁恩拍摄了北京的角角落落，紫禁城、长城、天坛、明陵、西苑、颐和园、圆明园遗址、景山、黄寺、古观象台、国子监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了更大视角的拍摄北京城的全貌，他选择了宽幅转机进行拍摄。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他甚至搭乘热气球到空中去俯拍。

相馆摄影师约翰·詹布鲁恩镜头下的民国北京

太和殿广场，20世纪10年代，宽幅转机底片（扫描），9.5×29.8cm。詹布鲁恩从刚来北京时的好奇式街头随拍，到后来的对建筑古迹、民俗小吃等行业的专业性拍照，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北京城及其郊区的大量珍贵照片，其中许多照片甚至是目前已知的这些建筑的唯一影像。这是詹布鲁恩将相机架在太和殿广场后，用相机记录的已经是民国政府管控的太和殿广场。照片中，太和殿已经挂上了属于民国政府象征的五色旗，而广场上熙熙攘攘地走着一些前来参观的游客，以及不时走过的士兵列队。

相馆摄影师约翰·詹布鲁恩镜头下的民国北京

改造前后的正阳门瓮城，20世纪10-20年代，宽幅转机底片（扫描），9.5×29.8cm。全景之“全”是詹布鲁恩的一个特色，不仅建筑景观拍摄的全、美感十足，而且拍摄了很多建筑变迁的全景图。民国成立伊始，因为正阳门周边火车站和商铺林立，瓮城的阻隔已严重影响了外城与内城的交通。时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向袁世凯总统建议改造正阳门瓮城，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于1915年6月16日亲手拆去瓮城的第一砖，拉开了正阳门改造的历史帷幕。正阳门改造工程于当年12月完工，工程费为18.22万银元。詹布鲁恩用相机在几乎相同的角度记录了正阳门改造前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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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陟山门街东口拍摄的景山，20世纪10年代，底片（扫描），6×9cm。陟，登高之意。连接北海琼华岛东麓和岸边的桥叫陟山桥，桥东正对的北海东门叫陟山门，从北海东门通往景山西门的街道叫陟山门街。陟山门街不长，只有200多米。因为北海东门和景山西门并不在一条轴线上，陟山门街也拐了一道弯，呈曲尺形。街东口南面是大高玄殿，路北有一座大院子，是清代稽察内务府御史衙门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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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大街，20世纪10年代，银盐纸基照片，10×15cm。王府井大街南起东长安街，北止美术馆东街南端，全长1797米，元朝称“哈达门丁字街”。明永乐十八年（1420），在今王府井大街以东、帅府园胡同以北、金鱼胡同以南、校尉胡同以西建成了“十王邸（府）”，供“渐成长”而“未之国”但已封王的皇子、皇孙们居住，此街遂称“十王府街”。清乾隆年间，称“王府大街”。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推行警政”“整理地面”，对京师部分街巷名称重加厘定，改“王府大街”为“王府井大街”。照片由北向南拍摄，远处的建筑就是王府井教堂，俗称“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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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门瓮城，20世纪10年代，宽幅转机底片（扫描），9×25cm。宣武门瓮城。宣武门，元称顺承门。明永乐十七年（1419）、明正统四年（1439），增建门楼、箭楼与瓮城，改称宣武门。箭楼于1927年被民众拆除，仅存城台及瓮城闸楼券门，后于1930年拆除。1966年修建地铁时将门楼与城墙拆除，护城河被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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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便门通惠河码头，20世纪10年代，宽幅转机底片（扫描），9×25cm。照片为东便门通惠河漕运码头。画面中的城墙原址是已被八国联军在1900年用炮火炸毁的外城东北角楼残迹。照片中通惠河上的船是游船，当时这里是通惠河游船游览和摆渡的渡口，很多人从这里上船沿通惠河到京东游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