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对欧洲今天也不能多讲,我只说一句话,我认为欧盟的发明是欧洲一个很重要的、很宝贵的贡献。但是现在面临的危机它如果能够走过这个坎儿,挽救了这个欧盟的话,那么欧洲如果100年以后再回顾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欧洲又对人类社会的创新作出了新的贡献。过去几百年来民族国家的出现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然后民族国家又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体制,这是欧洲一个很大的创新。但是它过得去过不去现在的危机还要看。因为一开始可能是走得太急,现在是我对欧洲的一个解读。我就不讲了。
现在我只讲美国和中国两个方面。然后再看美国和中国自己碰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迈过这个坎儿,迈过这个坎儿又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其实中国和美国在漫长的历史里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而且都不是主角。冷战期间是敌对的,是两个阵营的敌对,但是阵营解体了就给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到目前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益和冲突,也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我一向认为这种摩擦是正常的范围,所以在过去那么多年来,中美建交一会儿发生危机了、一会儿关系好、一会儿关系坏,我一般来说不予以太多关注,因为坏的话不会坏到破裂的地步,好的话也不会好到非常和谐的地步。这是由于两个国家内部的发展所决定的。
之后中美关系在具体的时间、事件上,我觉得外交的运作固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长远的因素还在于各国的内部如何迈过新的坎儿。现在我先讲一下美国面临着怎样的新的坎儿。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是从美国立国到现在200年当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它的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不少在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的暴力和革命以及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的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的程度,美国的代议制框架里的政治的左右摇摆这种调整机制表示不够了的时候,乏力的时候有体制外的、全社会的各种力量来直接参与,表现出来的是群众运动或者是强大的舆论批判,然后进一步推动根本性的改革。所以以前也是在美国的体制之内的、在民主框架之内的一种力量和表现,并不是说一有群众运动就说明它的制度不行了出了大问题了。
回顾历史我认为第一个拐点是在20世纪初期的进步时代。好多人把小罗斯福30年代的新政当成拐点,我相当于是老罗斯福执政时的进步时代。小罗斯福新政只是政府的改革,变成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一大步。但是进步时代是全民的觉醒,是一个新的觉醒,包括改革吏治、治理腐败以及确定了政府可以约束资本的一个原则。这个在美国说起来承认这个也是不违宪的,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所以这个阶段是美国一个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在60年代的群众运动里,那次是声势浩大。那个运动在促进种族性别的平等、深入社会改革、落实了黑人的权利、大面积的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得外还有结束越南战争、缩短战线、缓和冷战,从而间接地促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
现在我看到的美国是面临了第三个拐点,这个拐点跟以往两次有很大的不同,是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我可以举三个新的因素,一个是他所谓的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可能会到负担不起的地步。第二,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竞技越来越远。因此现在的经济危机跟过去周期非常不一样就在于虚拟经济现在所谓的金融创新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第三个是全球化给大家都带来了利益,但是在美国国内的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结果从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急剧地扩大,一直不断地扩大,成倍地扩大到现在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这三点我略加解释。第一点,所谓的世界领袖,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直是以世界领袖自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对世界任何角落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以为已任,不管是正当还是不正当都要进行干涉。美国从二战以后到现在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就是维持他唯一的视觉领袖的地位。他就要警惕任何潜在的挑战。所谓世界领导这个词我一向认为是中性的词、可好可坏。所以我发明了一个良性领导和恶性领导之说。比如说20世纪绝大部分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创造都是发生在美国的,这点是不可否认。这样客观上美国引领了社会的进步。同时在二战以后,他以他的经济繁荣和超强国力对很多国家的重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我认为是属于良性领导,当然有很多人会不同意说这我是在美化美帝国主义,但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