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的讽刺,消灭娼妓的中国为何反而性工作者最多？

　　妓女在古代普遍存在，在印度甚至有宗教性质的“性奉献”，中国当然不能免俗。远古只有家庭女奴，没有商业目的的妓院，不过，穷人家作为“副业”偶尔为之的“私娼”想必是有的，否则很难想象管仲的“大手笔”。齐国相管仲发展经济的一个绝招就是建立国营的“国家大妓院”，称为“女市”。女市里的基本组织为“女闾”。管仲在繁华的都城临淄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他，共700个“女闾”。按周礼，5家为“比”，5“比”为“闾”。则一闾为25家。700女闾当为17500家。用现代的话来说，起码有17500个“国家性工作者”，可以想见当年临淄“繁荣娼盛”的局面。难怪人称当年的临淄是联袂成云，挥汗成雨呢。临淄总人口曾达7万户之众，考虑到中国古代是大家庭，户平均人口当在10人以上。如果这个猜测可信，则临淄的总人口当近百万。联想起坊间传说，大概在三年前，江苏昆山因娼太盛，民众不满，因此严打，但是不久即告偃旗息鼓。原因是上面不让搞了，因为明显影响经济发展，特别是影响“夜经济”。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管仲的远见足识。

　　管仲这一手确实有许多高明之处。一是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二是解决了无妻穷人的性饥渴问题，想必也使性犯罪大大降低。因为对于大多数“理性”者来说，能够买到“性”，就没有必要强奸了，强奸的风险成本太高。俗话说“十杀九奸”，性犯罪一降低，社会秩序也必将大为改观。许多人认为妓女破坏家庭，其实不尽然，妓女的存在减低了男子与他人妻子发生性关系的概率，这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家庭的稳定——因为妓女的社会地位很低，妻子通常不会担心妓女影响自己“妻”的地位，除了特例，男子也不会与妻子离婚而娶妓女为妻。这一方面日本的经验很有说服力，听说日本妻子从来不干涉丈夫嫖娼，相反还有的鼓励，因为这样就免得丈夫与别的非娼妓女子性交，而这类关系一旦有了情感，妻的地位就可能岌岌可危。由此我猜测，中国的“小三”如此之多，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中国的男人不能合法买到性。

　　当然，娼妓合法化的道德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首先是她以牺牲女性的人格尊严为代价，其次是妓女的家庭利益没有考虑在内，三是对下一代会有不良影响。

　　不过娼妓合法化在古代统治者的眼光中可能是利大于弊，娼妓制度符合统治者的最大利益，特别是中国的统治者不可能从人权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这一传统在中国其实是保留了的。《魏书·西域传·龟兹传》中就记载龟兹国“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这当是公娼，通过公娼收取“烟花税”。《宋史·太宗》有“辛卯，继元献官妓百余，以赐将校”的记载，可见宋代娼妓是合法的。不相信的读者可以看看《金瓶梅》，书中的三个主角都是烟花出身，且男主角就是个嫖娼成瘾的家伙。明仁宗时“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明史·刘观列传》。这些官妓其实是公用性奴，而国家从她们身上赚钱，是典型的“公有制无烟工厂”。不过，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是“性剥削”，严重侵犯人权。娼妓制度与儒家的性道德共存这一现象非常值得研究。此足见儒家道德的无效性。

　　至明代，正史中方见批评官妓的记录：“太常非俗乐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为”《明史·解缙例传》，这当然是少数派的议论，不足为凭。因此，批评归批评，现实归现实——中国人是最讲现实的。如果你要以“理论”来评价现实，人们会说你是“书呆子”，是“不明事理”，至于理论呢，那是“不切实际”。

　　1949年在大陆上消灭娼妓当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在台湾，当年马英九任台北市长时的一大功绩便是在台北市逐渐取消公娼，不过仅限于台北。当然，这是一个进步。但是遗憾的是，不知何时，大陆已经成为“性工作者”最多的国家，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600万娼妓。而有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在90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每年250万-1000万，而80年代初以来涉足过卖淫嫖娼的人士应有2100万-8400万之众。《中华学人研究报告：当代中国妓女历史、泛滥及演进（3）妓女现状及演进》，看来要在事实上消灭娼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可以选择的路有两条：一是娼妓合法化，改变目前“犹太抱瑟琶半遮面”的状态。因为处于非法状态下的娼妓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同时由于卖淫本身不合法，无法对它进行管理，强迫卖淫犯罪难以遏制；二是严格实施现行法律，对卖淫嫖娼动真格的。（周永坤 网易博客）